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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近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,超过20%的中国大学生从未在课上提问或参与讨论,而有这一
发布时间:2012/7/6 16:34:01 
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近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,超过20%的中国大学生从未在课上提问或参与讨论,而有这一做法的美国大学生只有3%;同时,只有10%的中国学生经常提问或“很经常提问”,美国大学生则约有63%经常提问和“很经常提问”。

  上述两项数值差异明显,不仅反映了中美两国教育和学生的两种状况,也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现实。那中国学生的不提问是如何养成的呢?调查和分析称,有些学生不愿提问是怕自己提的问题很“愚蠢”。这当然是原因之一,但更重要的是,积极提问有可能带来风险,如冒犯教师和官方结论、则得不到好成绩等。

  学生不愿提问其实是不敢提问,这主要是不敢提出与教师和教材不同观点的问题。在不少学校,尤其是人文和社科专业,有些问题是禁区,连教师都不敢触及,更何况学生。一些高校的教师就曾对学生讲,对于“板上钉钉”的问题,没必要再去讨论和提问,更没必要作为研究课题和毕业论文选题。

  所谓“板上钉钉”的问题,一是学界迄今已有定论的,二是有官方结论的。其实,“板上钉钉”的问题很多未必就是“板上钉钉”,一是它需要实践和时间检验,二是新的研究成果和证据,可能会颠覆原先的结论。

  不愿和不敢提问的学生步入社会后,很可能成为不愿和不敢多事的草民,即使从事科学研究,也会成为“沉默的大多数”。不愿提出问题对于科学来说,是事物的客观规律和真相长久得不到确切认识,由此阻碍科学成果的发现和应用,不利于科技造福于社会;于社会和文化来说,会阻碍真相的认知,造成民智低下,延缓人类文明的发展。

  远的不说,2003年中国爆发的“非典”,人们记忆犹新。当时,最高权威机构的权威专家提出“非典”的病原体是衣原体,建议用利福平治疗,因为该药对衣原体是特效药。但另外一些专业人员通过研究认为,“非典”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,可由于不敢冒犯权威,因此不敢提出不同意见。结果,不仅失去了首先发现冠状病毒的机遇,还让不少病患在“药不对症”的治疗中病情恶化甚至死亡,同时引发公众和社会更大的恐慌。

  中国学生不愿和不敢提问,这固然与性格和文化有关,但更与多年的教育有关。许多孩子从启蒙之时(这个阶段在中国由于被忽悠“不要输在起跑线上”,从幼儿园甚至胎教时就开始了)就被要求做一个听话的孩子,要服从父母和老师,要遵法守纪,却很少跟他们提及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,比如言论自由,拥有选举权、知情权,以及作为一个公民应当具有的民主、公正和平等意识。如此教育的结果便是,学生在学校不愿和提不出问题;到了社会则成为顺民或草民,既没有自主性,更谈不上创新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

  公民教育的可贵之处在于,它不仅要求学生遵法守纪、勇于助人、与人为善,更强调一个公民要有正义、公平的意识,要懂得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是如何运作的,认识到权力的获取和实施,应有正当性和符合伦理。只有这样的教育,才能鼓励学生质疑,充分发掘其主动性和创造性,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。从敢于提问的学生到合格的公民,才是有利于个人和社会的成长路径。(张田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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